近年来，旨在分析员工生产力的算法工具在工作场所迅速普及，尤其是在远程办公兴起的背景下。然而，这些工具的真正目的并非提升效率，而是加强对员工的控制。Rebecca Ackermann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上发表的文章详细探讨了这一现象。

自疫情以来，许多公司采用软件来监控员工的击键频率、屏幕时间等行为，尽管经济研究并未广泛支持远程工作者效率低下的观点。这种趋势的背后是对远程工作者的不信任，推动了像Elon Musk和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等机构减少远程办公的努力。

然而，远程办公并非唯一受影响的领域。在零工经济中，拼车司机等从业者可能因算法决策被平台封禁，且缺乏申诉渠道。亚马逊仓库的生产力系统也被曝出导致更多工伤，尽管内部团队提出警告，公司仍坚持使用这些系统。

Ackermann指出，这些算法工具的核心在于控制，而非效率提升。工人对自身工作的控制权逐渐减少，而法律并未要求公司公开其生产力模型的数据和决策逻辑。她强调，个人抵制或逃避电子监控的努力远远不够，因为这项技术已广泛渗透，风险极高。

生产力工具不仅用于跟踪工作，还重塑了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权力关系。劳工团体正通过推动算法透明化来抵制这种权力转移。Ackermann的文章揭示了生产力工具的广泛应用及其对工人权益的潜在威胁，尤其是在美国公共部门也开始采用类似技术的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