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癌症医学教授大卫·科尔在近期讨论中，针对生物标志物驱动的化疗提出见解，强调治疗应关注患者而非仅依赖ctDNA等生物标志物。他指出，液体活检和循环低拷贝数DNA作为肿瘤切除后残留标志物，在辅助治疗中具有应用价值，但需谨慎解读。

大卫·科尔表示：“外科医生切除肠癌后，如果患者体内仍有可测量的循环DNA，这可能预示复发风险高于ctDNA阴性者，从而影响辅助化疗决策。”对于ctDNA阴性患者，他建议定期追踪CEA（癌胚抗原）等标志物，这些可能在影像学显示肿瘤前数月上升，但不应仅凭此启动治疗。

他强调影像学干预的重要性，如CT、MRI或PET CT扫描，影像学以明确复发部位。大卫·科尔解释：“我不会仅基于血液标志物上升就进行治疗，而不了解疾病复发的部位或模式。部位很重要，因为不同复发模式需要不同管理策略，如局部治疗或化疗。”

大卫·科尔提醒，仅基于标志物上升进行治疗，在提高总体生存率方面可能无益，这一教训从传统标志物如CEA中已学到。他总结道：“如果患者无症状，仅血液标志物上升，这本身不足以考虑立即化疗。应监测、观察并探索复发部位，再决定干预方式。”他呼吁医生与患者进行诚实讨论，解释新测试的利弊，以缓解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