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互联网治理正面临深刻的结构性挑战，权力扩张速度远超合法性构建进程，导致权威与合法性脱节，形成系统性架构危机。这种危机并非源于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失败，而是因其运作假设与权力行使的现实场景不再匹配。

传统互联网治理依赖权威与合法性的动态平衡，以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等机构为代表，通过可预测性、透明度和程序合理性构建合法性基础。其核心逻辑在于：决策合规性源于受影响者对过程公平性的认可，而非强制执行力。然而，随着安全导向的治理逻辑崛起，紧急权力、网络犯罪合作框架和制裁机制逐渐主导决策流程。这些机制以“紧迫性”为名，将决策场所从多方利益相关者流程上游移至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封闭场景，导致合法性仍滞留于下游。例如，2024年12月通过的《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将法律条文转化为运营商的操作义务，但执行过程中缺乏比例审查和申诉机制，使合规性沦为生存压力下的被动选择。

权力与合法性的脱节在运营层面引发连锁反应。政府以安全名义直接干预网络运营商，通过许可证威胁、频谱限制等手段强制实施断网、审查和路由操作。据互联网协会证实，此类干预不仅损害用户权利，更导致网络弹性下降、技术债务累积和信任危机。非洲国家成为这一趋势的典型缩影：埃塞俄比亚内战期间、苏丹军事政变后、乌干达选举期间均出现全国性社交媒体关闭，运营商在缺乏透明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迫执行指令。类似场景在中东(伊朗“血腥十一月”抗议)、南亚(印度数百次断网)和欧洲(法国讨论关闭社交媒体)亦频繁上演，揭示出制度脆弱性的全球性分布。

结构性合法性的缺失已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核心矛盾。当权威在上游巩固而合法性在下游形成时，参与逐渐异化为决策的解释工具而非塑造力量。技术社群被迫将政治指令转化为路由变更和过滤规则，导致治理脆弱性外化为基础设施的不稳定。例如，缅甸军政府通过长期网络封锁巩固统治，中国则以成熟的接入控制架构实现国家主导的网络治理，这些案例表明，管控措施的常态化正在重塑全球互联网的底层逻辑。

要化解这一危机，需重构多方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使其适应权力转移后的现实场景。这要求建立召集权与执行权分离的机制，确保技术参与者的上游介入，并设计不依赖政治升级的审查框架。唯有在行使权威的层面同步构建合法性，才能防止治理滑向自由裁量权的深渊，维护互联网作为全球技术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