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企业气候行动常被视为“自愿”行为，但这一局面正悄然改变。从2018年到2025年，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大型企业已设定净零排放目标或类似承诺。然而，公众和民间社会对这些承诺的实际执行持怀疑态度，研究表明问责机制有限，公司即使未能达标也很少面临实质后果。

尽管如此，企业仍在不断设定新的气候目标并投资脱碳方案，部分原因在于气候转型规划能带来商业价值。调查显示，设定科学基础目标的企业大多报告了积极影响，包括提升业务表现和利益相关者信心，同时不损害盈利能力。

推动气候行动的不仅是内部动力。牛津大学的数据显示，原本被视为“自愿”的净零治理格局正变得不那么自愿。全球气候监管正在加强，G20国家政策开始建议或要求企业在目标设定、披露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采取行动。自2020年以来，37个司法管辖区的气候政策在强度和广度上均呈现净增长。

监管重心也在转移，2024年至2025年间，四分之三的新气候政策来自欧洲和北美以外地区。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规则在某些方面比欧美更严格，尤其是在气候披露和碳市场完整性方面。

气候披露是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许多地区正收紧报告要求。虽然披露只是起点，但它反映了自愿标准向更严格监管演变的趋势。政府监管正逐步赶上企业自愿行动，但强制规则的实施仍显薄弱。

在碳信用和甲烷政策等关键领域，进展迅速以弥补治理缺口。当前已形成混合治理系统，自愿框架如科学基础目标倡议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而公共监管越来越多地融入自愿标准的关键要素。全球气候治理正处于转型期，企业需密切关注以跟上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