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癌症研究中，亚洲人群的代表性不足是一个突出问题。许多在亚洲地区常见的癌症类型，如EGFR驱动的肺癌、EBV相关的鼻咽癌以及HBV/HCV相关的肝癌，需要在临床试验设计初期就得到充分考虑。在西方环境中验证的生物标志物和检测方法，通常需要在亚洲医疗机构进行本地验证才能有效应用。剂量方案、支持性护理和临床终点应当反映本地患者特征和医疗系统实际情况。

为加强本地驱动的临床研究生态系统，亚洲地区可以注重公平的合作伙伴关系，培养本地研究人才和完善基础设施，确保研究工作聚焦区域卫生优先事项，同时优化监管流程。利用全球肿瘤研究网络获取专业知识和促进数据共享也是重要方向。例如，2026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ASCO突破会议将为研究者提供交流平台，连接合作伙伴，举办方法研讨会，并启动联合研究项目。

在政策层面，将癌症防治纳入国家卫生政策框架，并建立有效的筛查和早期检测计划，有助于让创新成果惠及更多患者。各国需要制定明确的数据管理规则，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安全共享基因组和临床数据，构建全面的癌症数据图谱。卫生技术评估体系应当更新，以适应精准肿瘤学证据的发展，包括篮式试验和平台试验等新型研究设计。

资金支持方面，政府、产业界、学术机构和慈善组织之间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可以共同分担研发风险，设立联合研究中心，建立区域临床试验网络。国家资助计划应当支持跨机构团队针对亚洲高发癌症开展研究，设定明确的研究里程碑，促进数据开放，并在早期阶段纳入患者意见。改进支付和保险模式，如基于证据的覆盖、结果导向的合同、分级定价机制等，有助于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提高新疗法的可及性。

应用技术和人工智能优化医疗流程，包括排程管理、供应链、账单系统和记录共享，可以提升效率，节约资源。清晰的数据治理框架、研究方案预注册和开放科学实践，能够增强研究可信度，使来自亚洲的癌症研究证据对全球实践产生更大影响。